【大国新村：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福建武平：“林改第一县”的绿色振兴

不过在连平看来，资产业务方面，互联网金融带来的更大地是促进和启发作用，从市场来看更多的是互补。

同时，内需低迷又降低了进口，贸易顺差迅速扩大，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提高。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经常账户顺差规模明显超出当年日本和德国的可比水平。

目前，最能体现中国台湾经济特色的仍是富士康之类加工贸易企业。一旦预期改变，资金大规模外流，数倍于储备的外汇兑换要求可能引发挤兑，造成本币大幅贬值。其次看经常项目顺差占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比率，它是国际经济平衡的结果。今年三季度以来，随着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整，国内投资品价格持续下跌，提高了中国贸易品的国际竞争力。除此以外，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该比率曾达10%以上，背景是韩元短期内大幅贬值所致，并非经济常态，且属小型经济体情形。

从政策导向看，截至目前，人民币演进路径更接近新台币：相比同为东亚经济体的日本等，更缓慢的升值造成外汇储备过度积累。目前，主要的担心资本外流导致人民币贬值。通过开放资本账户来倒逼国内改革可能会有一些风险，一旦管理不好，很可能爆发金融危机。

经济增速显著下降，可能迫使政府不得不重新采用大规模的扩张性政策，这会恶化当前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比方说制造业产能过剩、新建基础设施利用率不足、房地产市场供求矛盾等。而服务业要想快速发展，必须打破市场准入的门槛，让民营企业能够真正跟国有企业进行竞争。譬如，他们认为，2001年中国加入WTO，就很好地推动了随后6年中国的银行业改革。拉美陷阱的第二个特征，是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非常匮乏。

这个目标可能包括：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以上，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社会阶层之间的弹性更大。19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与当前的欧债危机，都是如此。

本届政府上任后，最初的改革重点，似乎不是在经济领域，而是在行政改革领域。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也是我过去几年的研究重点之一。新京报：公共部门的风险是什么? 张明：公共部门的潜在风险在于，过去十多年，政府债务占GDP比率的上升速度太快，特别是在全球危机爆发和四万亿之后。有的乐观，有的悲观，你怎么看? 张明：二者都是基于对未来改革情景的不同而判断得出的结论，其分析逻辑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是这样的吗? 张明：的确有这方面的风险。第二，推动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必须遵循一定的政策次序。换句话说，就是获得一个单位的新增产出，需要投入几个单位的新增资本。双顺差的结果是外汇储备迅速增长，国内流动性相当旺盛，人民币汇率非常强劲。

所以说，当前的改革已经到了要直面这些痛苦的结构性改革的时候了，避重就轻不是一个好的策略。有两方面的对策非常重要。

当日本花了十年时间修复资产负债表之后，人口老龄化不期而至。比较乐观的，像北大的林毅夫教授和复旦的张军教授，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二十年还可能保持8%左右的增长。

如果能够切实提高增长质量，哪怕GDP增速降到6%，我们也将会过得更好。在特定情型下，上述三个部门的风险可能相继爆发，并形成恶性循环。社会阶层已经固化，例如政府精英、垄断企业与草根阶层。普通平民通过自己努力实现阶层跃迁变得越来越难。那么政府就会面对一个难题：要不要救?如果政府再像98年那样完全为银行坏账买单，银行的危机是没有了，但银行的债务会转嫁到政府头上，政府债务会在之前占GDP70%左右的水平上继续上升，很可能会超过占GDP90%的国际警戒线。新京报：三中全会的300项改革中，您最关注哪一项? 张明：国企改革和土地改革。

而为了减少相应的阻力，就需要维持一个比较快的经济增长。而且，这三个部门之间的风险很可能是联动的。

新京报：你认为其他改革进展到什么程度，资本账户可以开放? 张明：资本账户的全面开放应该有一些前提条件：第一，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形成机制应该充分市场化;第二，中国金融市场现存的一些脆弱性应该得到处理，比如当前影子银行体系内积聚的风险风险、房地产市场下调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出现的坏账风险等;第三，中国政府应尽快建立一套新的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并借此来取代资本账户管制。内外需的萎缩导致过剩产能变得非常明显。

[警惕金融系统风险的爆发] 新京报：你在最近一篇文章中建议，中国政府要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换句话说，虽然我们的增长速度快，但增长的质量下降得很快。

在资本账户方面，中国政府正在推动中国企业去海外投资，中国的家庭和企业以前只能在国内配置资产，而未来随着资本账户的开放，他们会有很强的动机将一部分资产配置在海外，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可能会有很大的资本外流。来源:《新京报》 进入专题： 金融系统性风险 。中国经济已保持30余年的高速增长，而未来5到10年则面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这是因为后者考虑到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以及潜在的金融风险，他们倾向于认为，在未来5到10年要成功推动国内结构性改革是非常困难的。

我赞成类似沪港通这样的在一定额度下可控开放跨境金融投资的举措。第一，让整个国民收入更好地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

新京报：这三项改革到目前为止看起来都非常艰难。今天我提到的诸多负面情景，则是我衷心希望中国能够成功避免的。

那时候中国政府就会有更多的动力与压力来通过容忍更低水平的增长，推动更加困难的结构性改革。新京报：你认为这个改革顺序科学吗? 张明：在现有的约束条件下，这是一种比较可行的选择。

未来在特定情形下，一个源自内部或外部的负面冲击，可能导致金融风险在这三个部门相继爆发，并且形成恶性循环。新京报：按照你的推导，这一危机实现的概率会有多大? 张明：危机爆发的概率取决于中国政府的对策，其实我们是完全有能力避免危机的。如果这样，资本外流会进一步加剧，人民币汇率将会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进一步的资本外流也会导致国内流动性进一步收紧，利率继续上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风险的闭环，而且是恶性循环。其实，我们的终极目标和央行是一样的，但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我们和央行有着不同的考量。

你要清晰地知道你想到达何处，你才能顺利地游过去。日本经济之所以20年不景气，是因为1990年代之初，股市和房市泡沫相继破灭，重创了日本居民、企业、政府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

但是谁都说，关键看落实，要看本届政府在七、八年之后交出的成绩单。我衷心希望，上述对为危机的预测能够变为杞人忧天。

例如，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事实上使得中国的结构性改革在某些方面出现倒退。如果他们能把本轮反腐的勇气和决心用到推动结构性改革上来，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做到的。